渤海湾的风永远裹挟着历史的咸腥。在这片北方的海域，曾有一艘名为“重庆号”的银色战舰，与葫芦岛这座港口有过两次刻骨铭心的相遇。这两次相遇，一次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一次谱写了新生的序曲，共同构成了一曲跌宕起伏的命运交响曲。
1946年初冬，600名身着国民党海军制服的青年登上英国邮轮“玛格丽特皇后号”，驶向朴茨茅斯港。这些平均年龄仅二十岁的年轻人，肩负着接运英国赠舰“震旦号”回国的使命。这艘排水量达7500吨的巡洋舰，曾是英国皇家海军参加过二战的功勋战舰，装备精良，技术先进。1948年5月，这艘被重新命名为“重庆号”的军舰正式移交国民党海军，成为当时中国海军中最大、最先进的旗舰。
这些年轻水兵大多来自南方沿海地区，怀揣着建设强大海军的梦想。他们中有一位名叫毕重远的十八岁青年，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南京玄武湖的一次秘密会面中，地下党负责人胡玉民向他传达了指示：“将来我们也要建立海军，为我们培养人才。”从此，这颗红色的种子，在重庆号上悄然生根发芽。
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10月6日，蒋介石乘坐重庆号北上葫芦岛督战。巨舰驶入港口时，舰上高悬的陆海空大元帅军旗在秋风中猎猎作响。蒋介石在舰上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东北战局，重庆号成为临时指挥中心。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坐镇指挥，重庆号在港外用数吨重的铁锚固定舰位，向塔山、高桥方向猛烈炮击。然而，这艘现代化战舰的火力优势并没能扭转战局，锦州很快解放，东北战局急转直下。重庆号的第一次葫芦岛之行，成为国民党军事失败的一个注脚。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溃败，重庆号撤往江南。1949年初，军舰在上海江南造船所检修期间，舰上人心浮动。以毕重远为首的地下党员联合进步官兵，秘密成立了“重庆舰士兵解放委员会”。2月17日，当重庆号奉命驶往吴淞口准备参与长江防御时，士兵解放委员会判断形势危急，决定立即起义。2月25日子夜，起义官兵控制了舰艇，说服了舰长邓兆祥共同行动。重庆号悄然启航，冲破迷雾与封锁，向解放区烟台港驶去。
2月26日清晨，经过25小时的惊险航行，重庆号抵达烟台。这艘银色巨舰的突然出现，让解放区军民欢欣鼓舞。然而，和平的时光却很短暂。国民党空军很快发现了重庆号的行踪，开始轮番轰炸。为保护舰艇安全，中共中央决定将重庆号转移至葫芦岛。数日后，这艘历经沧桑的战舰再次驶入葫芦岛港，这次它带来的是新生的希望。
葫芦岛的春天依然寒冷，但起义官兵心中燃烧着热情。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担任舰政委，全舰官兵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电，表达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决心。党中央对起义官兵关怀备至，贺龙代表党中央前来慰问，他风趣地说：“思想是可以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还幽默地“表扬”了运输大队长蒋介石。
然而，国民党空军对重庆号的追击并未停止。3月14日起，敌机开始对停泊在葫芦岛港的重庆号进行持续轰炸。起义官兵与解放军战士并肩作战，用舰上高射炮组成防空火网。3月17日，在一场激烈的空战中，黄汉民、刘芳圃、沈桂根、韩志铭四位战士壮烈牺牲。两天后，一颗2000磅的穿甲弹击中舰尾，炸开一个三四米的大洞。面对敌机不断增多的轰炸，党中央做出了痛心而明智的决定：为保存人才，主动沉舰。
3月20日凌晨，几名水兵奉命打开海底阀门。海水涌入舱室，这艘承载着无数梦想的巨舰缓缓倾斜，最终沉入葫芦岛港外的海中。岸上的官兵们眼含热泪，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战友”告别。亲手葬送重庆号的水手在沙滩上嚎啕大哭，这悲壮的一幕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
重庆号的沉没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1951年，新中国开始打捞重庆号，虽然最终未能修复服役，但舰上的设备为人民海军建设提供了宝贵资源。起义官兵大多成为人民海军骨干，舰长邓兆祥后来担任海军副司令员。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给起义官兵的慰问电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历史证明了这一预见——在重庆号起义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长治号”驱逐舰等相继起义，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今天，在葫芦岛龙港区的英山公墓内，“重庆号起义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汉白玉纪念碑上“重庆号起义烈士纪念碑”十个大字熠熠生辉。四位烈士的墓前，松柏长青，象征着先烈精神永存。每年清明，当地群众都会前来祭扫，用烈士精神激励后人。
重庆号与葫芦岛的故事，是一曲关于选择与牺牲的壮歌。同一艘舰，同一个港口，却因不同的选择而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这艘战舰的传奇经历告诉我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唯有顺应时代潮流、心系民族大义，才能实现真正的价值。重庆号虽然长眠海底，但它承载的追求光明、勇于变革的精神，将永远在中国海军的血脉中流淌。
（作者王孝宇系龙港区文史爱好者）
来源：《葫芦岛文史》（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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