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职校好吗？
据统计，截至2023年，我国共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1.1万多所，在校生近3500万人，每年培养超过1000万名毕业生，形成了包含中职、高职专科、职业本科在内的完整的学校职业教育层次，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其实，和大众认知中职校都是“差学校”不同，职业教育经过多年发展，其中并不缺乏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这样的名校，它被誉为专科界的“清华”。2024年，华为鸿蒙系统开发岗在该校录用217人，超过了很多名牌大学。
但另一方面，受地域等客观条件所限，不同职业教育院校的建校基础、培养策略等方面不尽相同，办学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图/韩剧《学习小组》剧照）
一个令人莞尔的事实是，尽管许多家长站在中考分流的大门前焦虑异常，但除了职业学校的师生及其家庭，很少有人知道，那些让他们忧心的职业学校究竟是什么样子。
对于很多家长而言，“普职分流”带来的焦虑不亚于中年丢了饭碗。这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职业学校都属于一种相对尴尬的存在，是“考不上好学校”之后的无奈选择。
（图/电视剧《明天的少年》剧照）
孩子既然学习不好，那不如学门技术，以后能有口饭吃。就这样，职业学校成了一部分学生在特定人生阶段的落脚点——往前一步是步入社会，往后一步则面临无学可上，它夹在中间，成了一种不是选择的选择。
1998年出生的陆千一毕业于北大中文系，2022年在西北某省城的职校当语文老师，在她的新书《我是职校生》里，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了12个职校学生的人生体验。在她看来，坚持让学生口述，是因为“语言也是一种权力”。
她在序言中写道：“在我工整的文字之下，他们只会成为一个个人物符号，然而他们的人生远比一篇故事、一个结论中的符号更丰富、更具体......我不希望这部作品成为迎合社会观念转变的浪漫或猎奇叙事，因此我在写作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他们的语言。事实上，他们的力量正散落于此——他们的语言丰富而广阔，我们不是找不到，而是不去找。”
陆千一的学生在宿舍过生日。（图/受访者提供）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对于职校生的刻板印象由来已久，几乎鲜有父母会欢天喜地地送孩子去职业学校。当记者问陆千一“职校的孩子有哪些共性”的时候，她说，职校生的共性不是我们简单认为的爱玩、不好好学习或者早恋，而是“他们不相信学习能改变命运”。
“他们不太相信权威，但并不是出于理性地，或者有一个具体原因去怀疑权威，而是茫然地、宽泛地，怀疑一切权威。” 陆千一说。
她发现，一些职校的孩子对教育的价值并不认可——他们不信任老师，也不相信学习。
“后来我意识到，我们所认可的‘好好学习，改变命运’是中产话语体系下的人生路径。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务工家庭，他们所处的现实生活离这种‘理想主义’很遥远，他们会觉得‘这套规则不属于我’。”
以下是陆千一自述。
《我是职校生》
作者：陆千一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10
他们会茫然地、宽泛地 怀疑一切权威2022年，我来到西北一所中高职一体化的学校当语文老师，我的学生都是大专生，年龄大概18到20岁。刚到学校，我就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冲击不是来自于学生，而是来自学校的管理方式。
我刚去的时候，学生们在宿舍里上网课。上课的时候，学校会要求学生开着门，这是是为了方便查看学生是不是坐在桌子前面上课，而不是躺在床上。
但因为开着门，学生们又都是开扬声器听课，整个楼道里的声音就完全交织在一起，导致学生根本听不清自己的课在讲什么——也许大家本来也不太想听课，但整个楼道吵成一团，局面就很荒唐。
后来正常回教室上课，校方会时不时搞一个突击检查，检查宿舍的垃圾桶干不干净，被子叠没叠好，墙上贴没贴乱七八糟的东西。学校虽然努力在管理，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规制，也没有目标。
陆千一给学生写的作业评语。（图/受访者提供）
部分职校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缺乏参照物。普通高中的目标很明确，学生要高考，要保升学率，但职校缺乏这个目标，它的目标就变味成管理。只要管理好，就证明我们这个学校还是在有效运转的。所以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就把管理当成目标了。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很多学生会在考试的时候作弊，但每次学校都会抓一个人，但其实大部分学生都作弊了，老师也不能完全管，管得太严他考试过不了，所以他为什么每次都一定要抓一个人呢？就是一种证明，证明我们的管理没有失效。
这里的老师也和普通高中、大学里的不太一样。他们很喜欢自称为老师，见面时不会直呼对方名字，都是叫老师，私下底也是这样。
我不确定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优越感，但也很好理解——就像学习好的学生会有优越感一样。
（图/韩剧《学习小组》剧照）
来到这里的老师都是应试教育体系下的优胜者，很多人都是985、211毕业的，他们认为自己更符合主流的教育体制，因为毕竟是靠学习改变了命运的人。
大家对职校生的刻板印象比较强，但职校生的共性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混社会”、不好好学习这些。他们最大的共通之处是不相信学习能改变命运这件事。
他们嘴里的“混社会”，其实无非就是出去做点兼职，打工挣点小钱。这些孩子的想法比较现实，更看重眼前的利益。他会觉得在课堂上坐一天，不如去学校快递站挣100块钱外快来得好。
他们不太相信权威，但并不是出于理性地、或者有一个具体原因去怀疑权威，而是茫然地、宽泛地，怀疑一切权威。
（图/韩剧《学习小组》剧照)
之前我有一个学生，他的车在路上被剐蹭了。我说要报警，他说不要报警，因为有可能会报到假警。最后我还是报警了，交警很快处理完。他对我说，“居然报到真警了”。
最深的偏见，是认为 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高级我的学生更喜欢教技术的老师——那些从企业调过来的、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学生们不喜欢学理论，觉得理论没什么用，相比学校文化，他们更信仰车间文化。
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我们以往的教育制度更承认拿一个好文凭、上个好大学这条路子，我们对车间文化、对掌握技术的人不够重视。
学生画的画。（图/受访者提供）
职校的孩子更相信赚钱的价值，其实也合理。我的学生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农村或者城市务工家庭，大部分孩子小时候都属于“留守儿童”。
家里没有文化上的资本，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生活压力是他们时刻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他们会觉得学习能带来的“利益”太遥远，不如马上能挣到的钱来得让人踏实。
我始终觉得职校的孩子处境并不轻松。导致学习好或不好的因素有很多，学校、师资只是其中一方面，学生的家庭环境、受到的家庭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而我们所认可的考大学、找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城市中产的人生经验。我们信奉的那套理论，只适合我们。
陆千一送给学生的跨年小礼物。（图/受访者提供）
这些孩子对于精英教育，比如上大学、甚至留学这种事情，也会感到羡慕，但更多的是觉得离自己很远，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对偏远农村或者是县城里的孩子来说，他们觉得这套规则不适合我。既然这不是我的规则，那不如去寻找一套适合我的生存法则。比如，他们会认为人际关系很重要，动手能力强很重要，只不过这一套规则不被主流文化认可罢了。
我认为社会对职校生最深的偏见是“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高级”。我们认为脑力劳动者是高素质人才，体力劳动者就属于底层；知识更重要，技能没那么重要。但在我看来，没有哪种能力比另一种更高级，不同的生命经验都被看到，才是有价值的。
这背后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和职校生未来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财富相关，这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
班里组织的撕标签游戏。（图/受访者提供）
这里面也有一些学生是真正学到技术了的，但大部分的孩子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这不仅是学校的问题，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更不能说都是孩子自身的问题，这是个复杂的事情。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媒体报道，但我觉得这些报道大都有一点极端：要么是职校生专升博了，要么是有些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等。我很反对这些要么抬高、要么贬低的声音，因为这都不是普遍现象。
其实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就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有人会送外卖，有人会跑滴滴，有人进厂打工，还有一部分孩子会成为技术骨干。
只有改变价值，才能改变处境我的书里有一个老师说，“职校老师是在为社会作兜底的工作”，这句话我其实不是很认可，但的确也代表了一种声音。
教育说到底它是一个梯子，不能成为兜底。很多老师把职校的工作理解成兜底，可能是潜意识里认为这群学生如果不在这上学，有可能跟违法就只有一线之隔了。
我的大部分学生跟父母沟通得很少，但不是因为他们主观上不想沟通，而是因为这些父母要么外出务工，要么学识水平相对较低。他们会嘱咐孩子“要好好学习”，但很难给出具体而有效的建议，孩子以后走什么路，他们大多是管不了的。
学生的随堂写作。（图/受访者提供）
职业学校相比普通高中来说，升学的路径没有那么通畅。虽然学校的硬件是够的，但是软件相对匮乏。
我在的这所职校，也有软件专业，这听上去是一个很有含金量的课程。但它的课程设置不太合理，课本也比较陈旧，学生学的已经是被市场淘汰了的那一套东西。再加上一些孩子家里没有电脑，有的直到上了大专才刚开始接触电脑，这导致最终真正掌握这门技术的人成为少数。
所以，你能感受到明显的无力感。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没有完全转变思想，认为职业教育不够有价值，所以没必要费心费力地投入金钱和心血。
只有改变价值，才能改变处境。当我们的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增大，或是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和社会地位，这个现状才能得到转变。
（图/电视剧《开挖掘机怎么啦》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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